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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侃(259-334),字士行,東晉鄱陽郡裊陽縣(今都昌縣)左里鄉陶家沖人。

據《都昌縣志稿》記載：“晉時都昌名裊陽，公元304年前屬鄱陽郡，304年劃歸潯陽郡，故史籍稱陶侃為潯陽人，亦有稱為鄱陽人。”父陶丹，早年亡故。自幼由母親諶氏撫養成人。陶母教子恩威并重，如孟母之賢。陶侃稍長，在縣內當小吏。有一次，將公家分的魚托人帶回家孝敬慈母。陶母絲紋未動，將原物封好退回，并寫信責備陶侃，要他為官應廉潔自好，不允許公私不分。還告誡他說：“你這樣用公物想取悅于我，反而增加了我的憂慮。”這一教導，對陶侃后來為官清廉，有很大影響。有一次，同郡孝廉（即舉人）范逵訪賢遇大雪，寓宿陶侃家，時天寒地凍，馬無飼料，陶母揭去自己的床鋪，將御寒的稻草搬來剁抹喂馬。家中貧寒，無以款客，她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長發，賣給鄰人，以賣發之資購買酒菜，招待客人。范逵舉薦，陶侃由縣吏拜授郎中，繼而又補為武岡縣令，為令時有賢名。隨后逐漸升遷江夏、武昌太守。在任武昌太守時，曾率部隨征西大將軍王敦鎮壓杜弢起義，取勝后，任荊州刺史，鎮守沌口，不久，因聲名顯赫，為王敦所忌，調至偏遠的廣州任刺史。   

陶侃任廣州刺史期間，事務比較清閑，每天清早起床，把數百塊磚搬到室外，傍晚又搬回室內，刮風下雨，嚴寒酷暑，從不間斷。有人看見感到奇怪，問他：“為何要這樣干？”他說：“吾方致力于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，故自勞爾。”后人稱他為“運甓翁”。   

王敦為晉武帝女婿，官至鎮東大將軍，都督江、揚六州軍事。東晉初建，擁重兵屯駐武昌。因元帝起用劉隗、刁協等，視為心腹，遏制王氏勢力，心懷不平。乃于永昌元年（322年）自武昌舉兵東下，攻入建康（今南京），殺刁協等人。回師不久，又自武昌移鎮姑熟（今安徽當涂）威逼朝廷。

太寧二年（324年），明帝乘其病危，出兵討伐，王敦死于軍中。亂平之后，明帝命令陶侃復回荊州，加封征西大將軍。回到荊州，內外多事，千頭萬緒，軍政諸務，極其繁雜。他“勤于吏職，遠近書疏，莫不手答；筆翰如流，未嘗壅滯；引接疏遠，門無停客”。他平日不飲酒，不賭博，發現身邊的參佐人員有聚賭取樂、飲酒誤事的，既命令把酒器、賭具沉于江中。并說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陰，至于眾人，當惜分陰，豈可逸游荒醉，生無益于世，死無聞于后，是自棄也。”對于向他饋贈禮物的人，首先他要問禮物的來路，如是自己花錢買的，禮物雖少，他也高興地接愛：若其禮物來路不明，則嚴厲斥責，退回禮物。有一次，他外出游覽，看見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。便問：“用此何為？”那人答：“行道所見，聊取之耳！”他聽了大怒，說：“汝既不佃，而戲踐人稻。”即“執而鞭之”。尤其可貴的是，他身為大將軍，卻極其惜物。一次所部造船，他命令將木屑、竹頭收檢好，人皆不解其意，暗中笑其吝嗇。不久，大雪方晴，庭前泥濘路滑，他既命令將木屑布地，來往行人稱便，眾人始悟。

永和三年（374年），新任荊州刺史恒溫率軍入蜀，造船缺釘，無計可施，當眾人想到陶侃生前堆積如山的竹頭，便以竹頭削釘裝船，解決了軍中一大難題，眾人更加醒悟，無不稱贊他辦事的微密。在他駐守荊州期間，軍紀嚴明，政務整肅，百姓安居樂業，道不拾遺，鄉紳士民，莫不稱慶。   

咸和二年（327年），蘇峻（冠軍將軍、歷陽內史）密結祖約（豫州刺史、平西將軍），以討伐庾亮為名，發動叛亂，次年攻陷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庾亮逃奔潯陽，與溫嶠一道推舉陶侃為盟主。經溫嶠等固請，奉為主帥，平定蘇峻、祖約之亂。成帝以陶侃有再造晉室之功，任為侍中、太尉，都督荊、江、雍、梁、交、廣、益、寧八州軍事，荊、江二州刺史，長沙郡公。咸和九年，告老還鄉，途中逝世于樊溪，享年七十六歲。謚桓。   

陶侃為官四十余載，忠順勤謹，雄毅善斷，識察纖密，珍時惜物，清廉愛民。梅陶說：“陶公神機明鑒似魏武（曹操），忠順勤勞似孔明，陸杭諸人不能及也”。謝安每言“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”。其為世所重如此。他“喜文辭，行文如流”，名篇有《遜位表》、《祖國賦》，著有文集二卷行世。都昌縣人極重陶侃之人品，歷代于城鄉廣筑廟宇紀念。